可见,在古代中国强调的是在礼制上对这种建筑形态的认知,它反映了中古都城所体现的礼制文化传统。而"城市"一词则突出了西方此类建筑群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一市,换言之,它集中体现了西方此类建筑群与商业的莫大关联。正是这一点在中国古代都邑的诸元素中是被忽视的,尽管实际上它也或多或少起着某些作用。中古中国都域的择址多在四通八达之处,其商业必然要相对发达。不过,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一直没有被置于显要的位置。
都邑(或城筑)"与"城市",这两种不同的名称,便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同类建筑的性质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都邑和爱琴海沿岸及意大利各都市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朝着成为古代民主制转变为共和制的政治制度孕育地的方向发展,而是转向了成为古典官僚制温床的方向。谈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是不能不提及官僚制的存在的,实际上正是"县"制从最底层支撑了这种官僚制度并使其发挥机能,这种特点在现今中国都市制度中还清晰可见。
“都邑"一词,反映的是儒家文化的礼教传统。它集中体现在中古中国的历朝历代对《周礼・考工记》的追崇和完善之中,并通过传统士大夫的一再塑造而将之奉为此类建筑的古典规范。
《周礼・考工记》的这段文献是这么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对此,一般解释为: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左侧(东面)为祖庙,右侧(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寝官,后面是市场和民居,朝廷宫室、市场占地一百亩。…(城内)南北大道宽九轨,环城大道宽七轨,野地大道宽五轨·…用王都环城大道的宽度,作为诸侯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的标准;用王畿野地大道的宽度,作为(公和王子弟)大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的标准。其中所谈到的诸侯国主要都市(仅为一重城郭)的道路网、城门、市场的位置和大小、,其礼仪形式上的意义都等同于战国到汉代时期。这是中古中国关于都城的一种理想化的规划。
上述关于都城总体形制和布局的设想,一直成为后世在都城建设中尊崇、模仿的蓝图,从而也成为后世中央政府进行政权正朔建设的最权威的依据。陈寅恪认为:"二干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同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中国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在一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了人类社会史上最为完善的复杂政治组织形式。…中国社会中政治功能的发展及其较所有其他领域(军事、宗教、经济)的功能所占的绝对优势是中国最典型的特征之一。"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大中小都市的建设也开始体现出权威象征的级别和规模。为使首都、陪都及省会、府州、县域的上下关系一目了然,在都市建设上对其面积及与之相关的城墙长度都有了相应的规定。都市的行政区划级别、面积大小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意志,由此产生相应的大小不同的都市。
到了北魏和东魏时期,按照古典规范设计都城的情况开始变得极为明显,隋朝以至于唐朝的长安城都成为尚古主义的巅峰。长安城的设计参考了《周礼・考工记》中典型的都市样式,并在此基础上精心总结了各类都市的外形,在整体上体现出作为大唐帝国中枢所具有的威严和礼仪的象征性特征。斯波义信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象征性特征都是西汉官吏及制度设计者们提炼出的符合帝国礼仪的东西。不过,尚需明确的是,西汉都城的规划和建设者通过长安城的实践进一步确定了天子所居与北极星空的对应关系,此后成为一股潜流涌动于中古都城的规划之中。
于是,都邑也就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和文化的根基,成为各个王朝政治文化重要的风向标。到了中古时期,都域及各级城邑还以儒家文化和科举文化为盾牌促使社会团结,进而越来越明确地发挥其作为统治基石的作用。正是因为都邑成为王朝统治基石,所以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王朝政治的风向标。这在都邑位置的选择、形态及布局等方面表现出来。通过对《周礼・考工记》所载中轴线、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元素的强化和改造,这些元素被赋予了古典传统的含义,并成为构成"礼"的重要符号。
随着邺城、建康城、鄂城、汉魏洛阳城、隋大兴唐长安域、隋唐洛阳城、扬州城等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的深入开展,现在不仅对城市总体布局的宏观认识与演变谱系得以建构,而且对都邑的宫殿、坊市、寺观、礼制性建筑以及居民住宅等微观层面同样有了了解,从而使我们对都邑结构的认识更为立体,从中不难看出《周礼・考工记》所载都邑制度在实际规划、营建中的演变轨则。这一点终在隋大兴唐长安城的建造中得到集中体现。同时,中央政权更是通过对都城模式的逐级删减、缩写并颁行境内,从而得以建立中央政权的无上权威。
地方城市考古工作的开展,展示了这种等级制度在古代都邑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此如,隋唐城址可分为京城、都城、大型州府城、中型州府城和县城五种类型,而当时各级州、府县城的规划和营建明显受到了唐长安、洛阳城十字街式里坊制的影响,这已经成为研究古代国家中央权力运作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都城营造之初,王朝的创建者还会通过都域的布局、象征来体现政权的神圣与正当性,使得都城成为王朝政治文化的具象。于是,王朝的创建者以及都城的规划、施行者便会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巧妙利用谶纬、神话,甚至天文等元素,在天下政治秩序以及宇宙体系中同时建构帝都的中心位置,并终成"天子之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便是将帝都上应紫微垣中的北极星,营造成"天下之中"。因此,可以说"河图洛书"是中古都城营建背后所用的最大图谶。
此外,在中古史上,存在一个王朝建有多个都城的现象,这可能眼统治者对王朝统治的全盘考虑有关,其中不惟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通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杨隋政权的都城建设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关中经济落后于中原和江南地区,故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开渠自渭河至黄河以通漕运。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的建都东都洛阳、江都,便有控制、沟通经济发达的江南与河北、山东地区的目的,这其中应该也有隋炀帝所谓"震慑诸夏"的另一层重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中的大兴城关东的洛阳城和江南的江都宫,以及沟通上述三都之间的漕运,オ构成隋炀帝统治全国的完整政治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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